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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5日 泛船埔一游上周六我难得起了个早——其实起来的时候艳阳高照,快9点了,不过相对于我而言,我可是难得见到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哇! 早起后随便吃了点早饭就去找老潘,这厮比我还磨蹭,等他老人家整顿好一切,也快十点了。当我们在泛船埔天主堂看得楼顶的钟时,简直怀疑它是不是准时,竟然快十一点了!因此,我们看着教堂外的酒席猛流口水,要不是还有那么一点点读书人的尊严,就想赖在一张桌子边蹭午饭了! 老潘说教堂不允许拍照,害得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,刚开始怎么也不敢掏出相机。后来发现教堂忙于给一个刚去世的主教做弥撒,教堂内外人潮汹涌,没人顾得上搭理我们,我于是放心大胆地开拍了。 整理文字资料如下,朕可以省去一番唇舌: 仓前山,雄踞南台岛的北面,与台江隔江相望,三面临江,景色秀丽,环境幽静。仓前山与万寿桥之间,长年泥沙淤积成洲,称为中洲。1498年(明弘治年间),督舶太监府邓太监贪受贿赂,将中洲之地无偿割让给外国人开辟新港,以便番船停泊,该地因而得名“番船浦”。番即番仔,福州方言中泛指外国人,因番字含轻薄贬义,后改称“泛船浦”。鸦片战争以后,福州被辟为通商口岸之一,各国领事馆、外商洋行、教堂、教会学校遍设岛上。很快地,泛船浦一带形成了一个繁华的街区。当时有一谚语就反映洋人、洋行在仓山的盛况,“走马仓前看走马,泛船浦内看番船”。 泛船浦天主堂:址在仓山区新民街,同治二年(1863年),福建省通商总局照会法国领事,以泛船浦民田抵换宫巷原天主教堂。七年(1868年)由天主教福建教区主教李宏治在泛船浦建立,为双层木结构,底层作教堂,楼上为神父居室。民国二十一年(1932年)扩建,在旧堂边上建造新的教堂,又将旧堂拆除,改建双层24开间的新教堂。1934年,又在新教堂北侧建造花地玛圣母亭和圣家公所各一座。堂身呈十字形,长60.2米,宽19.52米,全堂占地面积达12393平方米,时称江南第一大堂,现在则是福建天主教堂中规模最大的一座。这座教堂不仅外部宏伟壮观,内部格局也十分独特,为典型的西式风格。主堂顶有一座钟塔楼,塔楼尖顶高地面对31.2英尺,楼顶端竖立一个十字架,楼上装有报时大钟,撞击时声扬十余里。堂内顶部为拱形,缀以星辰,两侧和祭坛上部窗门装有彩色花玻璃,前沿三间玻璃绘有八幅彩色圣像,阳光明媚时,教堂内部五彩缤纷,光耀眼目。1946年福州教区升格为省总主教区,该堂成为全省天主教中心。20世纪60年代电影《地下航线》还曾在此实地拍摄外景,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泛船浦天主堂被福州市蓄电池厂占用。1985年收回维修,1986年省、市天主教爱国会和教务委员会移驻该堂。1988年列为仓山区文物保护单位。1996年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 教堂侧面 背面 内部 天使捧着的贝壳里装了点清水,时不时有信徒过来蘸水然后在脸上划十字行礼,不太明白天主教的礼节 旁边的牧师楼,原本还有个圣母亭,被拆了 2月4日 人性与爱情——两版《面纱》毛姆无疑是个深具巧思的作家,且不说他那讲故事的技巧是多么地引人入胜,曾看过一则营销经典案例竟然就是关于毛姆的。据说毛姆年轻时作品销路并不好,为此他想了一个奇招,他报刊上登了一则征婚启事:“本人非常喜爱运动和音乐,性情温和而年轻,拥有亿万财产,想要征求一位少女做太太,条件是她必须具有跟毛姆小说里女主角一样可爱的气质。”简洁而深具诱惑力的广告仅登出三天,毛姆的作品就被抢购一空。 《彩色的面纱》出版时毛姆已经誉满全球了,无需旁门左道的宣传了。但一场始料未及的官司让《彩色的面纱》更加畅销:故事发生地香港的助理布政司雷恩,称毛姆在小说中恶意中伤他本人,因为小说中的人名、地名乃至事件都和他本人惊人地一致,自然就有影射他的嫌疑。为了减少麻烦,毛姆不得不将故事发生地改为“清延”,出版社也只好将书收回重印。 这本书在当时不但非常畅销,也曾被改编为舞台剧并两度拍摄成电影,其中一部还是嘉宝主演的,可惜票房和口碑都不尽如人意。2006年,终于中美合作拍摄了《面纱》,这部爱情电影恐怕也很难让毛姆迷们满意,但好歹能在中美普及一下毛姆这位文学家,在影响力和票房上,应该可以说超越了前辈。不过这部电影以奥斯卡为目标,恐难如愿。它缺乏宏大叙事的背景,一个中国农村的一场霍乱,而且电影并没有特别突出霍乱的恐怖。 稍稍读过毛姆作品的人很快就能发现他鲜明独特的风格:对世事总是处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,对人性总是抱持讽刺的态度,对生活总是透露出一种不可知的怀疑,对女人总是掩饰不住的刻薄,还有,深刻的缺乏归属感的孤独。这样的风格贯彻了毛姆的整个创作生涯。尤其是《彩色的面纱》是毛姆比较后期的作品,更是综合了以上所有元素。 在书中,女主角凯蒂是个浅薄的、空虚的、追求上流社会情调的无知妇女,她怀着年华渐老的恐惧和对母亲讥讽的不满匆匆嫁给了内向、不解风情的细菌学家沃尔特,并随夫去了中国。这样枯燥无味的婚姻生活当然令凯蒂不满,恰巧她遇上了风度翩翩的殖民官助理查理,两人干柴烈火地发生了婚外情,恼羞成怒的沃尔特带着凯蒂去了爆发霍乱的梅潭府,本意要报复凯蒂,让她传染霍乱死去,可最后染上霍乱的却是他自己…… 电影基本延续了这个故事,不过把故事的发生地从香港改到了上海——这其实一点关系也没有,本来故事就和香港没多大关系,不过是毛姆赶流行,借一点中国情调而已,而且这中国情调不过是一些风景描写而已。眼下上海的风头已然盖过了香港,毛姆若在世,也会改在上海的。此外,电影的中国情调作为噱头被放大了许多,京剧唱段,上海的学生反帝运动,桂林的奇山秀水,沃丁顿那挂着珠帘、摆着大烟床的红色房间,以及黄秋生、夏雨等中国演员戏分的加强,让影片的中国味更浓了一些,不过,这些背景说到底可有可无,并不影响剧情,不过真难为了制片方的一番苦心。 电影不忠实原著的地方在于,强化了爱情主线,弱化了人生真谛的追寻过程。在电影中,凯蒂和沃尔特放下了过去的种种过错最终相爱了。要知道,毛姆从来对爱情故事不感兴趣,在他的笔下,所谓的爱情要么是利益基础上的婚姻,要么是一时的情迷意乱,要么是实现人生目标的一种不成功的手段。只有人性才是真正永恒的,要么虚伪,要么真诚。 同毛姆的其它作品一样,小说辛辣地嘲讽了所谓的上流社会的人。查理,看起来英俊潇洒,聪明能干,且身居高位,实际上“很愚蠢”,他的步步高升不过是因为他对人际关系的熟稔。而且他极度自私,除了自己对一切都不关心,从始至终对凯蒂不过是逢场作戏,当通奸关系败露后,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前途问题,对凯蒂的死活毫不放在心上。除了人际关系,查理最擅长的就是女人了,书中暗示了凯蒂之前查理还有过许多女人,而且凯蒂大难不死从梅潭府回来后,查理又成功地诱骗了凯蒂。查理的妻子和凯蒂的母亲可以算是同一类型的女人,她们最大的共同点就在于冷酷无情、工于心计、雄心勃勃,擅长利用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不过查理的妻子外表优雅大方,在查理的工作上出了许多好主意,诚然是很好的贤内助,对查理的风流行径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在她眼里,查理勾搭的那些女人不过是三流货色。凯蒂的母亲则浅薄无知而且吝啬,偏偏喜欢左右丈夫的工作和女儿的婚姻,以打入上流社会为终极目标,稍不如意便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,并毫不留情地挖苦讽刺。当然毛姆也赞扬了一些人,比如沃尔特,他是有崇高精神追求的人,因为内向而有些孤芳自赏,实际上他是很平易近人且乐于助人的,只是不是在虚伪的上流社会中。还有修道院的院长和嬷嬷们,她们为了信仰为了心中崇高的事业,放弃了追求个人幸福而甘愿到贫困地区帮助弱者。 只是这些深刻的人性描写在电影中并没有鲜明地表现出来,电影不过点到为止,因为电影的焦点在于沃尔特和凯蒂置之死地而复生的爱情,主题在于MY HEART WILL GO ON一类的。一句话简单概括,电影就是“霍乱时期的爱情”或“包法利夫人”的涉外通俗版。电影淡化的恰恰是毛姆的个人风格,不过是摘取其中故事“借壳上市”。我猜毛姆若泉下有知一定,一定发出哂笑。 小说显然是为凯蒂立传,但凯蒂实在是个不那么讨人喜欢的女主角——这要归功于毛姆,他习惯于对自己笔下的美女冷嘲热讽。一开始她精神空虚,品味庸俗,头脑不聪明,徒有漂亮的外表也只会看外表,所以和“金玉其外,败絮其中”的查理勾搭在了一起,昏头昏脑地陷入查理的甜言蜜语。直到沃尔特帮她揭开了华丽的面纱看到了残酷的真像后,她才幡然醒悟。在梅潭府,她接触到了风趣的沃丁顿、崇高的修道院嬷嬷们后,开始思索人生的意义,她尽力参与了修道院的救援工作,逐渐发现了沃尔特的优点和自己的人生价值。到最后,沃尔特去世,凯蒂独自回国,决定过一种独立的丰富的有意义的生活。之前的凯蒂虽然有父母有丈夫有情人,但她本质上是孤独的,没有人支持她,没有人理解她,但最后,凯蒂用心爱爸爸,爱孩子,爱这个世界,她也就有了全世界。当然,孤独不是那么容易解脱的,凯蒂也并不确定她的方法是否正确,也许是爱,也许是道教和道家,也许是上帝,但她首先有了希望,未来就首先美丽了起来。 但在凯蒂醒悟之后还是发生了一件令她尴尬的事情,她竟然臣服于情欲再次与查理发生了不正当关系。这是毛姆的刻薄之处,人性是软弱的,难以克服的,在强大的情欲或其它诱惑面前,人是缺乏力量的;或者说,精神要战胜物质获得真正的超脱是很难的。在那一刻,凯蒂虽然希望坚强独立,但她实际上还没真正做到。当然这一点电影也省去了,凯蒂牵着孩子在阳光下断然地拒绝了查理,相比之下,小说更接近于残酷的现实。 毛姆说:“我属于一个妇女处于过渡阶段的时代……这个时代的妇女一般地……既无母亲的优点,也无她女儿的优点,她是一个解放的奴隶,可是不了解自由的条件。”但毛姆让凯蒂隐隐约约了解到了,所以她不同于娜娜、包法利夫人或安娜卡列尼娜,她觉悟,不依附于爱情或男人,靠着自己的坚强和独立,她怀着希望和勇气面向了大千世界。 不要掀起活着的人称之为生活的彩色面纱 上面绘着的是一些不真实的情景 只不过是用漫不经心的色彩的涂布 模拟我们愿意信以为真的一切景象。 ——雪莱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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